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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盟如今有两种非亚洲人，一种是住在贫民窟中处于人人喊打的境地、时常被兴亚会和其他支持兴亚会主张的组织当成攻击对象的弱势群体，另一种则是凭借着自己的能力逐步在东盟占有一席之地的大人物们。当兴亚会提起亚洲复兴的主张时，他们总是不忘重复一句那些抛弃了偏见并自愿为亚洲复兴的理想而努力的非亚洲人是可敬的、值得东盟的公民们尊重的。

    埃贡舒勒属于这后一种人，尤其是他所负责的项目对于东盟军摆脱对日军的依赖有着重要作用时，他的重要地位便显得愈发突出。依靠外国的先进武器装备来击溃敌人固然标志着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同时也意味着其中一方缺乏在特定场合下做出强硬表态的底气。没有自己的无人机，东盟就会一直受制于日本，无法在不对等的条件上进行博弈。

    几乎成为常态的战争剥夺了许多人获得正常教育的机会，知识成为了一种稀有资源。城市中的东盟公民们多少还算是幸运，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经常被迫辍学谋生，但他们总算掌握了一些和生活相关的常识，不至于完全被流言蜚语牵着鼻子走；在偏远的乡村地区，目不识丁的东盟公民们对自己的处境缺乏清楚的认知，一顿饭就足以让吃不饱饭的村民犯下无可挽回的错误。

    身处许多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同僚之中，埃贡舒勒以严谨的思维和态度确立了一种新的研究规则。研究设备可以从日本进口，但研究问题的能力却没法凭空从某处借来。偶尔闲暇无事时，他经常去麦克尼尔在新加坡开设的新餐馆里吃饭，因为他至今无法完全适应东盟当地的饮食。

    不过，将核聚变技术抛出以便谋取巨额财富和名声的计划始终没能迈出第一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东盟境内从未建设过任何核设施。指责东盟境内的诸多军阀缺乏远见当然也是不负责任的，兴亚会早在2103年就制定了一个逐步开发利用核能的计划，并在日本的帮助下试图建立核设施，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本应建于马来半岛南部、新加坡北侧的核设施胎死腹中。连以核裂变为原理的核电站尚且未能建立，核聚变技术就更是天方夜谭了。

    基础研究和基础设施的落后给舒勒带来的困难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这些苦恼他无法对同事倾诉，因他人难以想象清高而似乎只注重探索真理的舒勒博士是因为无法完成主旨在于牟利的计划而召集。他隐约了解兴亚会对于核设施项目和新都建设项目的总体规划，但他没有干预的权力，只能把心思先放在开发新型无人机这一工作上。按照脑海里已经成型的无人机设计方案原样照抄一个，对舒勒来说并不算太难的挑战，况且他还可以通过拆解日军的无人机来进一步分析这个世界的无人机发展历程。

    另一个和舒勒一同返回新加坡从事科研工作的学者，便是岛田真司。他和舒勒有着相同的苦恼经费不足和兴亚会工作重心的偏差阻碍了他们实施各自的计划。

    “不把这个自由南洋联军消灭，兴亚会就无法调拨更多的资金用于香巴拉浮岛的建设工程，也就无法完成配套的西比拉系统重建工作和核设施的初步建立工作。”一次闲聊时，岛田真司直白地向舒勒点出了现状，“你和我都是能影响一代人的专家，但我们无法在资金不充足的情况下让理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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