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社派遣了空前阵容的随军记者进入中国战场。当时，由各报社直接派遣的记者称“特派员”，受陆、海军委托派遣的则成为军队文职人员，隶属陆、海军省报道部，称“报道班员”，他们分别穿着不同的制服，也佩挂胸章，其中享受高等官待遇的还与作战部队军官一样佩戴军刀。在大举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日本政府开始进一步强化国内的军国主义体制，要求举国一致进行侵略中国的战争。

    为配合日军战场上的进攻，日本在全国实施“文坛总动员”。绝大多数日本作家都以各种方式“笔征”，积极服务于日本侵华战争的需要。卢沟桥事变之后的第四天，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迫不及待地召集各新闻通讯社的代表“恳谈”，要求他们全面“协力”日本的侵华战争。7月13日，近卫文麿又召集日本几家著名的杂志社———《中央公论》、《改造》、《日本评论》、《文艺春秋》———的代表，向他们提出配合战争的要求。8月24日，日本政府发布《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9月25日负责战争宣传的“陆军情报委员会”升格为“内阁情报部”。至此日本的战时文学政策已经初具雏形，日本国内的报刊、广播等舆论工具也开足马力，向国民全面展开了规模浩大的战争宣传。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一些文人、记者，以及“士兵作家”、随军僧侣等，纷纷携笔走上战场进行“笔征”，组成鲜为人知的“笔部队”。他们以笔为枪煽动“圣战”、美化战争，为侵华日军歌功颂德。与那些在战场上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兵朝夕相处的，还有一批日本文学家、记者、诗人等。

    “笔部队”主要由随军记者、士兵作家和职业作家三部分组成。这些“笔部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笔征”，或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鼓吹侵略，美化战争；或一手操枪一手握笔，一边亲自参与屠杀，一边宣扬“圣战”和“武功”；或参加各种军国主义文化和文学组织，炮制“战争文学”……

    “笔部队”的采访报道必须严格遵照军部的要求，从而完成“笔征”的使命。所以“笔部队”热衷于采访报道那些在日本已有知名度的士兵。友田恭助本名伴田五郎，1899年出生于东京，在应征之前是一位当红的话剧演员。在淞沪会战爆发后的第十天，友田恭助在进攻上海渡过吴淞口时中弹阵亡。《读卖新闻》随军记者真柄，冒着弹雨用摄影机在近距离拍下了友田恭助中弹倒下的过程，在日本国内播放后引起很大反响。

    “笔部队”更是长篇累牍不惜笔墨地渲染日军的“英勇”与“无畏”。《东京日日新闻》以“百人斩，大接战，勇壮向井、野田两少尉”、“百人斩，超纪录，向井106—野田105，两少尉延长战”为标题，刊登了这次骇人听闻的“百人斩杀人比赛”。此外还连续刊登该报随军记者浅海、光本、安田、铃木等4人，分别从江苏常州、丹阳、句容、南京发回的现场报道，详细报道了向井、野田两人在无锡横林镇，常州车站，丹阳奔牛镇、吕城镇、陵口镇，句容县城，南京紫金山等地刀劈百人的经过。这些报道不仅时间、地点明确，杀人过程及其数字清楚，而且还配发了图片！

    这些表面上文质彬彬的“笔部队”与穷凶极恶的枪部队互相配合，上下呼应，双管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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