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非还是没钱闹的。

    谁应该掌握社会资源的分配权？政治家？公务员？资本家？经济学家还是科学家？这是一个哲学命题。

    但杨锐确定，自己是有资格掌握一定的分配权的。

    假以时日，身为生物学家的杨锐，是否有资格在南极建一所不受愚蠢的官僚影响的科考站、种子库乃至于基因库呢？

    转基因喧嚣之日，无力拿到社会经费的科学家，是否能任性一把，做自己想做的研究呢？

    生物燃料盛行之时，砍掉热带雨林种玉米的行为，需要被振聋发聩的声音阻止的时候，有理智发出声音的人，是否有足够的宣传资本呢？

    又或者，当生物实验对太空产生幻想的时候，当生物学家对深海产生幻想的时候，当生物学家需要超级计算机的时候，当生物学家需要超牛的机械和工程设施的时候，当生物学家想要围海养鱼，克隆和牛的时候……

    生物学家当然不必这样做，必须这种事，其实是很少出现在科学家的字典里的。

    大部分的事情，总有委婉的转圜的做法。

    但是，生物学家也是可以任性的。

    诺贝尔奖级的生物学家，自然更可以任性。

    事实证明，大部分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社会生活中并不容易获得任性的权利。他们反而会受到更多严苛的对待。

    就好像你穷你有理似的，地位越高越应该吃亏的概念，差不多也是深入人心了。

    杨锐并不想做一名高高在上的吉祥物，他是一名科学家，科学家同样有资格消费高价的茶叶，住豪宅，开豪车，当然，这样的愿望，对大部分学者来说，大约是很难实现的。

    就算是三十年后，学者的平均薪水也很难达到3万美元的标准，5万美元的薪水，如果不是专门为了钱而改换门庭的话，也差不多是有名有姓的学者的高点了。

    相比之下，普洱茶倒是能带给杨锐很多的安慰，如果每年付出百万元来单纯的用于茶叶的收入的话，这笔钱到20年后，大约能够换成数十亿元。

    连续10年乃至于更久的话，总价值大约能换到一个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市值，当然，这就得卖的稍微慢一些。

    不过，即使是上千亿元人民币，甚至是几千亿元人民币，用来维持一间世界顶级的实验室倒是绰绰有余，想要新建一间还是很难的。

    不说哈佛每年百亿美元的经费，就是清华一年40亿元的经费，手指缝稍微宽一点，多花个十倍都是容易的。

    谁不想用更好的试剂和设备呀，无非是买不起罢了。

    不过，要是再卖掉红木和瓷器，再凑一间实验室还是容易的。

    那差不多也就是极限了。

    贝尔实验室作为公司实验室的顶尖存在，依旧活的如此艰难，杨锐并不看好私人实验室的收支比，额外的投入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将是长期存在的。

    至于公共开支对科学的影响，往往是达不到没文化对智商的影响的。让一群不知道拉格朗日中值定理的人评判科学价值与科学方向，还不如拉个狼日了，再让活下来的丢硬币呢，至少人家用心练肌肉了。

    重生的好处，大约就是更容易搂钱，好做自己喜欢的事了。

    诺贝尔奖的好处，大约就是搂一大笔钱，也不必担心被宰羊。

    杨锐转手将几千亿的大生意丢给姜志军，又多叮嘱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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