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决定分拆重组华北药业等多家工厂，责任也就背在了身上。

    责任这个东西，外人想起来轻松，自己想起来就沉重了。

    旁的不说，普通人想想警察到自己家来，就担心的不行，以至于不敢作奸犯科。作为官员，做出影响无数家庭生计的决定，却毫不担心有没有人晚上来套自己麻袋，即使冒着警察上门的风险，依旧要收取贿赂，吃拿卡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正是这样的大无畏的传承，才有无数的官员，做出意义重大的决定。

    当机会指向胡池胡秘书的时候，胡池同志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使他彻底的脱离了秘书的思维，成为了一名标准的官员。

    胡池同志拿起了电话，打给了杨锐。

    “杨锐啊，你说的计划，我还想和你再谈一谈啊。”胡池拿捏着语气，说出了推卸责任的潜台词。

    “喂，喂，听不清啊，你是哪里？”杨锐望着没有来电显示的座机，很是无奈。

    “你那边在做什么。”胡秘书更加无奈，话筒里全是嗡嗡的声音，令人发燥。

    杨锐大声喊道：“我在开party啊，有外教和外企的人过来，趁机请其他人来，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啥爬梯？”

    “就是……音乐流水席。”杨锐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回答了。

    所谓party，由主人提供食物和酒水，随时供客人取用，同时全场放出音乐，可不就是音乐流水席嘛。所不同的，也就是中国人习惯了有固定的席位，西方人喜欢随意走动罢了。

    但换一个角度看，中国的酒席，若是规模大一点，菜过五味酒过三巡，所有人都开始站起来敬酒了，席位也就是个歇脚的地方罢了。

    胡秘书却是出过国，留过洋的，此时才想到party是什么，对杨锐的比喻也颇为无语。

    当然，更无语的是，我这么焦虑，你竟然在家里爽？

    胡秘书觉得不能如此不公平，于是道：“你的音乐流水席开到什么时间？欢不欢迎我也参加？”

    “当然，您如果愿意来的话，再好不过了。party到晚上11点左右吧，不能太晚了，会被邻居投诉。”杨锐笑一笑说。

    胡秘书问了地方，挂掉电话，再打给楼下，要到了车辆，才施施然的走下了楼。

    这么一个电话之后，胡秘书莫名其妙的感觉到了轻松。

    杨宅。

    “音乐流水席”是一个在80年代，看来很奢侈的行为。

    食物和酒水就不用说了，好些人如今还没达到温饱状态呢。就是音乐也不容易。要让两进的院子都能听到音乐声，至少需要一个大的录音机——杨锐有日本人送的音响，才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这可不是能在网络上下载歌曲的时代，想听歌放歌，还得另买磁带或CD，没有一样是便宜的。

    对中国人来说，party简直是奢侈到了极点的行为。

    好几个人，到了杨锐的宅子里，都要批判一番杨锐的浪费：

    “下次再开party，一定得叫我。”

    “早知道喊你嫂子一起来了，家里孩子都饿着呢。”

    “你从哪里弄的对虾那么大，赶明儿给我也弄两只。”

    老外也是一样的批判：

    “杨，你准备的对虾真好吃。”

    “杨，你准备的肉真好吃。”

    “杨，你准备的汤真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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