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他。

    但是有一天，孔子的七代孙孔穿从鲁国来到赵国，面见平原君，在与平原君经过一番交谈后，平原君对公孙龙说：“公无复与孔子高辩事也！其人理胜于辞，公辞胜于理。辞胜于理，终必受诎。”

    公孙龙是“辩士”的代表;孔穿是孔子的后人，自然为“儒生”的代表。杨宪引用这一句话来评价方从哲，换而言之，也就是鄙视他徒逞口舌之利，没什么真才实学，不是“大道”。荀子斥责公孙龙，说他是“此惑於用名以乱实也”;邹衍则批评其为“害大道”，“不能无害君子”。

    方从哲读书也很多，一听就明白了杨宪的意思，也不生气，依然还是微微一笑，说道：“先生高谊，从哲本来对您是十分仰慕的。但如今听先生此言，实在令从哲大失所望。

    “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是什么呢？‘时’者，当前;‘务’者，事情或形势。真正的俊杰应该是视当前的形势而采取合适的应对。现如今的形势是怎样的呢？元失其鹿，豪杰竞逐而雌雄未决。此乱世也。

    “这是一个大争之世。便如古之春秋战国。昔春秋战国时，以孔子之儒，尚且称赞子贡的辩才。以孟子之名，尚且以‘知言’自许，并且以‘好辩’著名，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於诸侯’，积极地在各诸侯国从事游说。《战国策》记孟子劝齐伐燕，言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也，不可失也。’这难道不是纵横家的典型说辞么？大儒荀子，其本身虽无纵横之行，但在其书中却有‘谈说之术’的分析。可为‘纵横之法’，堪为‘游说之经’。《说苑》的《善说》篇开篇明义即录引其论，并将他与鬼谷子、子贡、苏秦等相提并论。

    “就连孔、孟这样的圣人，荀子这样的大儒，还都带有‘辩士’的风采。可我适才听先生的言论，似乎对‘辩士’不屑一顾。难道说，先生认为您的学识已经越孔、孟，可以批评圣人了么？

    “孔、孟何以为此？‘识时务’者是也。为了‘出而用世’因此不得，尽在

    已而为之。若是不用‘辩说’来当作手段，便无法把学识‘用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纵有才学，却不识时务，无非一截朽木罢了。”

    方从哲出使松江、大同时，都先后有人用“纵横之术惑君乱国”等等的骂名来诘难过他。因此，方从哲对此是早有准备，半点儿不乱的。并且较之他前两次的反驳，他这一回的反驳更是洋洋洒洒，引经据典，把孔、孟、荀子都当作正面的例子举了出来。又重点渲染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这个概念。一番反驳说过，堂上的金陵群臣皆无言以答。

    温暖的阳光在室内流淌，案几坐席都是古朴的造型。

    方从哲一人立在堂上，独自面对江南、淮泗间的名士。其中年老者白苍苍，足以为他的祖父;便是年轻的也至少三旬开外，可以当他的叔伯辈。但是此时此刻，这些人却皆默然无言。一时间，堂上沉寂。

    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一人缓缓起身。

    但见此人，年近五旬，头戴儒巾，颔下长须，头和胡须都已经花白。虽然年龄长过方从哲许多，在站起身后，他却先端端正正地行了一礼，丝毫没有托大，完全是与同辈相见的礼节，行礼过后，他方才开口说道：“以前我就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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