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和辜鸿铭到京后的第三日，光绪便在玉澜堂召见了两人。准确的说，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内心深处对这一时代最杰出的两位学者表达敬意。

    说起来，严复和辜鸿铭都受过西方的教育，但是两人身上却有着迥然不同的差别。

    严复致力于翻译西方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就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就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他强烈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主张“体用一致”，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方针，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而出生于南洋的辜鸿铭，虽然受过严格和完整的西方教育，精通9国语言，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他那篇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的《春秋大义》，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当时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曾梳着辫子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他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虽然有着如此强烈的反差，但是光绪知道，正是这两人身上的复杂和矛盾，深刻的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面对三千年未有的变局时的挣扎和努力。正像辜鸿铭所说的那样，乃至于光绪穿越前的那个时代，仍然有很多人提到中国近代这段历史的时候，只是看到了头上的那根辫子，苍白而肤浅的高喊打倒满清的口号，却看不到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不能构建文化价值体系，不能重塑国民精神，这个国家就永远走不出无知和蒙昧。

    而这两人，正是黑暗中的先行者，只不过两人选择的方式有所不同。

    面对他们，光绪拘谨的像一个小学生一样，恭恭敬敬的请教着开办京师大学堂的相关事宜。他的态度，甚至让坐在一旁的孙家鼐也大为惊诧。

    “说到学问，你们都是朕的老师，是这个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我们的这个国家，闭塞的太久了，也落后的太远了，最让朕忧虑万分的是，这个国家中还有太多太多的人看不到，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所以朕特意请两位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正副总教习，不仅是要为国家培养人才，更重要的是引领风气之先，以微末的星火，驱散国人心中的无知和愚昧。当然，开办京师大学堂必定会困难重重，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在短期内未必就会有成效，你们两位也要有心理准备，但是朕始终坚信一点，只要坚韧不拔，星星之火，亦可以燎原。”

    对于光绪的一番话，严复和辜鸿铭都非常明白，也深知开办京师大学堂的艰辛，绝非一朝一夕可以见到成效的。沉默了一会儿后，辜鸿铭说道，“汤生有一事不明，京师大学堂是以西学为主，还是以国学为主啊？”

    “朕考虑还是要以西学为主，国人和先生不一样啊，先
    （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