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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伯顿所生活的时代限制了他的思维方式和视野，使得他终究无从想象麦克尼尔经历着怎样的生活。真正让双方之间的隔阂逐渐消失的，正是这个在伯顿眼中光怪陆离而又尚未跳脱出人类想象力极限的新世界。即便伯顿如今只是一个为夜店看家护院的保安，他试图从生活中的一切细节上找到能够让他产生乐趣的美学。作为一度在中东地区潜伏多年的专业反恐专家和特工，伯顿有一套独特的办法用来适应新环境。

    “我跟你说，下一次我们的总体规划应该是这样的”坐在伯顿正对面的麦克尼尔心不在焉地听着老前辈的教导，“第一，弄清自己的身份；第二，在不影响生存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查明自己所在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第三，事先准备多种不同环境下的联络方案，确保我们之间能迅速找到对方喂麦克尼尔”

    “嗯哦啊，我我在思考问题。”连他的回答也显得敷衍了事。

    这种反应在伯顿眼中实属正常。普通军人可以自称只专心研究军事问题，但对将军而言，他们从晋升的那一刻起就必须和各种各样的杂务扯上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站在更高的位置以更加广阔的视角看待问题当然是有利的，前提是当事人记得自己的出发点是什么。身份限制了选择和行动的规律，当他们甚至没有办法反抗命运的安排时，计划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目前，直接威胁着他们的平静生活的是那些希望对造成治安问题的难民采取激进措施的市民，也许还包括部分警察。带来这些冲突的根本原因是难民中频繁出现的违法犯罪活动，但若是追究最初的起因，没有这场世界大战那就根本不会有这么多来自美利坚帝国的难民。现在考虑判定谁无罪、谁应当被追究责任，并不能解决问题。使用暴力手段对付继续犯罪的难民虽然让麦克尼尔十分难堪，这是能够阻止难民在韩国的形象进一步下滑的可行方案之一。

    “但是，你真的认为每天找机会拳打流氓就能让难民和本地居民相安无事吗”

    “韩国人当中不是也有同情难民的国会议员吗”麦克尼尔自己也知道他个人的努力无法挽回局势，“虽然这种同情也许并非基于道德意义，而是他们看中了难民带来的利益我不在乎真实情况，只要有人愿意表态，我们面临的阻碍就减少了一大半。”

    “国会这种东西，放到哪个国家都是一样的，指望他们认真办事，那就是做梦。”伯顿在这一点上和麦克尼尔达成了共识，他们甚至发现对方熟悉同样的笑话，针对国会和国会议员的嘲笑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过时，“那么，那个前朝鲜人和日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没有用于获取情报的可靠渠道，让基利安女士去入侵相关机构的网络实在是太冒险了，而那个至今不想对我公开身份的任队长也不想充当我的情报查询终端。”麦克尼尔因此而感到苦恼，“然而，当我仔细地对比日本能够对外公开的资料时，有一个机构名称让我感到意外。”

    “什么机构”伯顿一直留在韩国，他甚至没有机会离开釜山，自然很少关心除韩国本地新闻和国际重大新闻之外的其他花边消息。

    “内务省。”

    如果不是麦克尼尔闲来无事时查找了一些和日本有关的新闻，他根本不会注意到日本建立或者说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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