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姆，而在迪亚兹死前最后一个和他见面的人是赫尔佐格少校。”麦克尼尔在纸上画了一个流程图，“赫尔佐格少校看到的律师戴着胸章，警察看到的尸体上则没有，附近也没有搜索到掉落的胸章，那我们只能推测胸章是被尼托马里亚姆拿走了。不管他有没有谋杀的嫌疑，先把疑似盗窃死者物品这件事查明白。”

    “没证据，麦克尼尔。”斯迈拉斯两手一摊，“老兄，他如果咬定自己无罪，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

    “那就把他家翻个底朝天。哦，我差点忘记了，他没有自己的房子。”麦克尼尔忽然想起了什么，“但是，他的家人就住在离我们那条贫民街区不远的地方，假设你们允许我这么干，给我半天时间就能查个水落石出。”

    斯迈拉斯很赞赏麦克尼尔的果断，而他自己则永远不会采取如此莽撞的做法。收益要最大化，风险要最小，这才是最有利的策略。在冒着巨大风险的同时去争取不成比例的利益，简直是寻死。斯迈拉斯时常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个深受雇主恩德的司机如果真的出于某种原因决定谋杀自己的恩人，带来的间接后果远远不是雇佣关系双方丧失信任这么简单，而是非洲殖民地从上到下将掀起对土著的敌视狂潮，没有人能幸免于难。然而，他更不会让阿达尔贝特赫尔佐格承担这个罪名，他还盼望着与这位同僚一起建功立业，杀回欧洲继续为前途打拼，谁也不想在非洲这样的化外之地白白受苦。

    麦克尼尔宁愿事情的真相是另一个模样。他自身的遭遇让他对黑人有一份额外的好感，如果没有詹姆斯所罗门愿意收养他们兄弟两个，麦克尼尔也许早就死了。所罗门以身作则地让麦克尼尔相信，世上没有生来便如此的人物，所有人都是被后天的环境和机遇塑造，凭借出身和血统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和未来是毫无意义的。因此，麦克尼尔愿意为一切在现实中受到敌视的群体辩护，他曾经不顾自己的名望去为变种人维护权益，以后也一定会走在类似的道路上。不过，另一个冰冷的事实是他始终铭记的并不是所有黑人都和他的养父一样受人敬重、严于律己。詹姆斯所罗门是这个群体中难得的人才，一直做到gdi武装力量总司令，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才获得苛刻的马克谢菲尔德的支持。

    “人人生而平等也许确实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

    排除这些问题不谈，他们最近必须为另一件事烦心了。达特曼上校打算建立一支秘密部队去收拾可能潜伏在保留地内搞破坏的土著或布里塔尼亚雇佣兵，让麦克尼尔做这支没有编制的部队的指挥官。在南非，对立双方都到了忍无可忍的边缘，一方无法继续忍受对土著的欺压，另一方则无法继续承受土著发起破坏活动的代价。那些在公共场合发言呼吁各方保持克制的大人物，背地里都恨不得土著明天全都死光。这项工作需要秘密进行，正如警备军大员们私下里所说的那样，eu公民之中有一种同情心泛滥的风潮正在呈现出病毒式的蔓延趋势。为了撇清一切罪名和可能的责难，接过了烫手山芋的达特曼上校自然将风险全部转嫁给了他调用公款雇来的不明打手们。

    通过种种秘密渠道，达特曼上校将消息传递出去，期望能有许多退伍士兵或雇佣兵接下这项工作。麦克尼尔对他说，特殊部队要在单兵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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