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想继续一场不愉快的谈话，谈论任何关于未解决的——

    而且还在解决的——

    刑事案件的花招。

    马丁森和瓦兰德朝一间会议室走去。

    他们在走廊里碰到了琳达。

    她正要去一辆巡逻车那里。

    “怎么样?”

    “不出所料，”瓦兰德说。

    “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少做。”

    “那是一个不公正的评论，”马丁森说。

    “这当然是不公平的。谁说警察的工作与正义有关?”

    琳达摇摇头离开了。

    马丁森说：“你刚才说的话我听不懂。”

    “我也不知道，”

    瓦兰德兴高采烈地说。

    “但给年轻一代一些思考的东西并没有坏处。”

    他们在桌旁坐下。

    马丁森通过对讲机联系了斯特凡·林德曼，几分钟后，他来了，手里拿着一把锉刀。

    “失踪人口，”瓦兰德说。

    “没有什么能像那些被烟熏的人那样吸引公众的注意了。”

    “那些出去买瓶牛奶就再也不回来的人。或者去拜访女朋友，然后再也没见过。失踪的年轻女性总是能激发公众的想象力。我还记得一个叫乌拉的女孩，她在50年代某个时候在松德比堡的一次舞会后失踪了。她再也没有出现过。每当我想起她，她的脸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有一些统计数据，”

    斯特凡·林德曼说。

    “考虑到这些数据来自警方，它们相当可靠……大多数被报告失踪的人通常很快就会再次出现——

    仅仅几天，或者可能一周。”

    “只有几个再也没有回来。”

    他打开文件。

    “我挖掘了过去的记录，”他说。

    “为了涵盖医务人员认为我们应该调查的时间，我找出了1935年至1955年的相关信息。我们的记录——甚至是那些旧的和那些在不同时间点处理未解决的调查的记录——都非常详细。我认为我已经描绘出了一幅很好的整体图景，以及那些可能会引起兴趣的失踪女性。”

    瓦兰德俯身爬在桌子上。

    “那么，你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

    “没有。”

    “什么?”

    斯特凡·林德曼点点头。

    “你的耳朵没有欺骗你。在这段时间内，没有一名年龄在适当范围内的单身女性被报告在这一地区失踪。也没有人在马尔默。我以为我找到了一个女人，她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一个来自斯维达拉的49岁女人，她于1942年12月失踪。但几年后她又出现了。她离开了丈夫，跟一个从斯德哥尔摩来的驻扎在这里的士兵走了。但她对他厌倦了，热情也冷却下来，于是她回家了。除了她什么都没有。”

    他们默默地思考着斯蒂芬·林德曼说的话。

    过了一会儿，马丁森说：“所以没有人被报告失踪。”

    “但是一个女人被埋在了花园里。她是被谋杀的。一定有人想她了。”

    “她可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林德曼说。

    “一份瑞典在那些年里失踪的所有适龄女性的名单，自然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此外，当时正在打仗，很多人都在不断地迁移。包括难民，他们本应得到正式登记，但却没有得到正式登记。”

    瓦兰德则有不同的想法。

    “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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