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对获勋的有功将士，除了颁赐勋章外，还会赏赐耕地或钱财，而且退伍后优先安排到各府县担任官职。

    为增强明军将士的荣誉感，有功勋者之子女，可免去考核，直接申请进入少年兵军营，并给予军籍，其中表现优异者更会被选入东宫幼军，从此一步登天。

    朱高煦很清楚，在这个世界上本就不存在绝对的公平，只要大明朝廷能够将军心牢牢捏在手里，给予少部分将士一点点特权也无伤大雅。

    而且，给予少数将士的优待之后，只会刺激更多人去追求军功勋章，并不会压制天纵奇才的成长，厉害的人也更容易出头。

    朱高煦相信，后面的戚继光、胡宗宪等历史名将必定会创造出比原历史上更加辉煌的军功。

    洪武十二年，朱元章制定奇功、头功两等战功标准，具体以战斗表现论功。

    不过，获取奇功特别难，立功者必须做出决定战斗胜负的表现才算，如斩将夺旗、围城首登、力破敌阵等等。

    正因为奇功太难获取，朱棣继位后为了不寒大明将士们的心，并鼓舞明军将士奋勇杀敌，特地在奇功之下设立了以“当先”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头功。

    “当先”指的是战斗中悍不畏死，敢于冲锋陷阵的人。

    在朱棣看来，凡是在战斗中不怕死、敢打敢拼就是值得嘉奖的有功之人，而这些表现优异却没机会“当先”的将士，应该算是次功。

    理论上来说，朱棣最初设置的三等战功很合理，可是记功制度却存在着严重的漏洞

    因为人是没有上帝视角的，谁也做不到如实的记录明军将士的表现。

    就如争先冲锋，将领是否真的冲锋了，实际上只是负责报功的主官一句话的事。

    无法监督自然会滋生，所以朱高煦推行新兵制时，每个军级作战单位皆除了设置军法司，还设置了抚宣司。

    凡是队级作战单位，皆设有两名军法官，平时维护军法纪律，战时负责统计战功、督战及记录本队士卒伤亡等事宜。

    此外，副队长的职责之一，也包含记录本队士卒伤亡及立功情况。

    抚宣司负责各军士卒的日常生活和思想作风，还有辖区内哨及以下各级军事作战单位的武官评品、选授及兵马名帐、调遣之政令。

    屯级作战单位开始就设有抚宣官，其职责之一就是监督与抽查各队军法官是否履行具体的职责。

    若有副队长贪功，那么士兵可以找军法官告状。

    军法官是自成体系，与队长平级，比副队长还高一级，双方更没有上下级关系。

    处理违法乱纪的军官及士兵，是体现军法官办事能力的一种形式。

    因此，军法官勾结基层军官贪墨士兵军功的情况，在新兵制下几乎没有。

    就算有，士兵还可以匿名或实名到军部军法司举报。

    军法司有人专门负责处理士兵的举报事件，一旦核实，皆会从重处罚。

    如此一来，在军法官、副队长、抚宣官的三重保障下，明军对战功的统计就更加合理与贴合实际情况。

    言归正传。

    按朱高煦颁布的大明军功令规定，新兵制下的战功制度分为五等，奇功为上，准奇功次之，头功再次之，最后是次功、勤功。

    所谓准奇功，顾名思义，即战功接近奇功，但还差一点点。

    奇功、准奇功、头功、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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