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宝贬值的损失。

    这些国家为了能够让大明银圆、通宝能够花出去，掌权者在征收赋税之时，都要求征收银圆、通宝，以便本国百姓接受大明银圆、通宝并进行储备。

    当大明银圆、通宝贬值太大，为了尽量减少损失，无论是大明民间，还是其它国家的民间百姓，都在偷偷地将银圆、铜钱重新溶解，提炼之后铸成银器、铜器，因为银器、铜器比银圆、铜钱更值钱。

    这种资本与朝廷相结合，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以不断发展进步的科技为支撑，以货币霸权为手段，进行财富掠夺的方式，就是国家垄断。

    也就是说，大明王朝正以金融霸权掠夺民间以及周边国家。

    历史上，西方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他们以武力为后盾，科技做支撑，货币霸权为手段，一边割国内百姓的韭菜，一边割非发达国家的韭菜。

    若是因为这样，就把此时的大明当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那就错了。

    历史上的西方，资产阶级是通过改革或革命来谋求权力，使国家的制度更加符合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

    此时，在大明境内，巨商大贾们则是顺应朝廷的制度，并非是打破制度。

    目前的普遍现象是，商人在获得财富后并不热衷于技术革新、扩大生产，而是想尽办法为其子弟能参与科考打通关节，其本人却又拙劣地模彷着士大夫的风雅生活，以求实现阶级跨越。

    唐六典中规定“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

    也就是说，唐朝的商人子弟无法参加科举。

    但是到了宋代，这种局面发生变化，即“如工商杂类人等，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并解送”，其中解送的意思就是允许其参加科举。

    历史上的明朝也是如此。

    眼下的明朝商人更是如此

    他们经营商业，要么为了置办田产，要么是为了实现阶级跨越，并没有把“经商”本身当成最终目的。

    他们的资财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用于技术革新与扩大生产，更别说转化为工业资本了。

    据朱高煦通过锦衣卫密探了解，许多生活在城市之中的大商人，他们的财产，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田租。

    也就是说，这种类型的商人，还有一层地主的身份。

    为了避免这种类型的商人，通过各种方式，把应当缴纳给朝廷的商税、田赋等赋税转嫁到农民头上。

    朱高煦把越来越多的勋贵，拉入皇家商行，开设新的商号，鼓励勋贵们去从事手工业、制造业等工商业。

    如此一来，这样新兴的工商业，便可以不断吸纳城市周边地区的劳动力。

    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各种作坊设在县城或省城周边的农村乡镇之中，进一步带动了农村乡镇的发展。

    大明的奢侈品产业非常发达，海外贸易几乎都以奢侈品贸易为主，比如瓷器、丝绸、茶叶等。

    宋朝的时候，奢侈品产业是为皇家和特权阶层服务，极大程度的受到朝廷政策的影响。

    而奢侈品产业利润巨大，对促进商业发展具有重大作用，目前的大明奢侈品产业皆在皇家商行与朝廷控制之下。

    文武官员与民间百姓皆通过皇家银行发行的相关债券，获得奢侈品红利。

    这也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把钱投入烧制瓷器，或纺织丝绸，或加工茶叶等奢侈品产业作坊、工厂之中。

    方孝孺的亲族也好，解缙的亲族也罢，他们都只是大明在向前发展之中，必然会出现的例子。

    像他们这样，通过兴建手工作坊，雇佣百姓从事手工制造的商人，几乎每个乡镇都存在。

    所以，摆着大明第三任皇帝朱高煦面前的问题是大明接下来的路，要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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